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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生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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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人为什么不讲理  

2015-06-29 17:44:38|  分类: 实时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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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东:

近日某家医院门口挂出一幅横幅:热烈庆祝我院住院病人突破四万人!

对医院来说,很多人住院,有钱赚了,也许确实可喜可贺。但是把祝贺的前提放在众多的病人身上,作为救死扶伤的医生,治病救人的医德何在?白衣天使之心何在?最起码的人文关怀何在?

过去,一直以为中国人擅长说话,不擅长说理,现在发现,中国人连话也不好好说了。

中国有的是假话、空话、套话、废话,很少说真话、实话、有用的话,究其本质,并非全部是文风不正,更多的是社会风气作祟。

几乎所有的文件下发过来,一律是:要努力学习……要不断提高……要大力发展……要持续保持……所有的都是指令性的“要”,很少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你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但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必要性,不这样做的危害性,没有谁告诉我们,也无需告诉我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于下级,上级部门无需讲理。上行下效,既保证了权力高效运行的畅通,但也造成了中国人不讲理的痼疾。

其实,中国文化有“巧言”的传统。传奇人物东方朔、纪晓岚,无不铁齿铜牙、巧舌如簧。但是,他们的巧言所展现的只是辩术或诈术,不是真正的说理。

比如东方朔式的机智,很多时候只能说是诡辩。

武帝一次外出,问东方朔一棵奇树叫什么名字,东方朔随口答道:“善哉”。过了几年,武帝又路过那里,再次问他,东方朔忘记了,就瞎掰说是“瞿所”。武帝大怒,问他为什么前后名字不一。
东方朔急中生智说:“马小的时候叫驹,长大了就叫马;牛小的时候叫犊,长大了就叫做牛;蚕小的时候叫蛹,长大了之后才叫蚕。事物千变万化,又岂能一成不变呢?”武帝闻言,方才悻悻作罢。

纪晓岚“老头子”之说,也是如此。纪晓岚体态肥胖,夏日,常常汗流浃背,每次去南书房值班,他总要脱光衣服,赤膊纳凉。乾隆皇帝打算戏弄他一番,某天突如而来,纪晓岚来不及穿衣,慌忙躲在座位后。乾隆坐了两个小时,也不说话,与纪晓岚干耗着。后来,纪晓岚终于忍不住了,伸出头来窥探,问同僚说:“老头子走了吗?”

乾隆勃然大怒。厉声问“老头子”三字何解。纪晓岚从容顿首谢曰:“万寿无疆之为老,顶天立地之为头,父天母地之为子。”

高宗大喜,饶了纪晓岚的狗命。
据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为什么崇尚鬼谷子的“纵横术”,而不大在意修辞学。很多时候,修辞学是没有用的,纵横术却能够让我们保命。保命无疑是第一位的。延展到文学上,我们也是重抒情,少说理,诗歌中还常常“无理而妙”。

中国人注重实用术数,西人先哲则注重理论建树。西方雄辩学的政治背景是城邦议会制,政治人物以说服选民来争取选票,因而无不苦练说理的本领。现代西方执政党,每天都要面对在野党的挑战,时时被选民质疑,鸡蛋里挑骨头,自然需要雄辩的口才,逻辑地说理,才好让选民心服口服。

而古代中国则是一言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师之滨莫非王臣,一个声音喊到底。专制国家中,辩士们面对的是喜怒无常、言出法随的帝王将相。朕即真理,皇帝老儿金口玉言,欢喜谁就是谁,看谁不顺眼,立马拉出去砍了,哪里还用得着论辩?雄辩者嘴还没张开,脑袋早就在别处了。
中国人的说理能力,就这样先天不足,后天又没有得到培养,总是以狡辩为大智慧,结果就是在弯路上越走越远。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濠梁之辩中,其实,真正的赢家是惠子,而我们恰恰以庄子的诡辩为乐,反而认为庄子高出一筹。这种心理非常有意思。背后的潜台词就是,真理并不重要,从谁的嘴里说出来才最重要,大人物说出来的是真理;大嘴巴说出来的也是真理,比如赵高的指鹿为马。

诡辩在中国的市场由此可见一斑。
诡辩术甚至迁延到现代,广受大众的喜爱。陆侃如的诡辩,传为佳话,可为佐证。
1935年,留学生陆侃如正在巴黎学院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一路应答如流。主考官很满意,突然,主考提出一个刁钻问题:“《孔雀东南飞》中,孔雀为什么东南飞?”

陆侃如随口回答到:“孔雀为何东南飞?因为‘西北有高楼’”。这句话引用了古诗十九首的名句。原句为“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西北”刚好跟“东南”相对,西北的楼高,孔雀飞不过,只好改到“东南飞”了。

教授相视一笑,又故意刁难道:“孔子72个弟子,成年人有多少人,未成年人有多少人?”陆侃如灵机一动,回答道:“成年人有30人。未成年人有42人。”

教授问:“何故?”陆侃如说,孔子弟子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冠者五六人,就是成年人30人;童子六七人,就是未成年人42人。明明算得一清二楚啊。
教授点头赞许,全场更是掌声雷动。

这堪为经典的诡辩,类似于现在儿童喜欢玩的脑筋急转弯。其实,陆侃如的巧辩完全得益于中国的巧辩之风,与说理完全是风马牛。

中国人不在乎说理,甚至连宋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也不例外。只不过他们的“理”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

传说朱熹在路上遇见友人盛温如提着篮子上街,笑问“上哪儿?”回答说“上街买东西。”朱熹又问:“为什么不能买南北?”回答说“不能,因为按照五行与东、南、西、北、中相配,东属木,西属金,金木类,篮子可盛;而南属火,北属水,水火类,篮子不可盛。所以只能买‘东西’,不能买‘南北’。”

在这样的辩术中,虽然有“因为”和“所以”,但并不是逻辑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这种辩术也许有文学、娱乐或其他价值,但对公共说理并无实质意义。

巧辩之外,中国所谓的说话术,几乎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古代宋定伯把鬼都忽悠卖了;现代赵本山愣是把一个好好的伙夫忽悠瘸了,《卖拐》《卖车》《卖担架》三部曲持续火爆。

了解到这些,就明白了我们的教育中,学生的逻辑和说理能力何以那么差,我们本来就没有这样的传统,今天又没有非常迫切的必要。

有人甚至笑谈:女人的逻辑从不会出错,因为女人没有逻辑;中国学生的推理也从不会错,因为他们从不推理。

回到高考中,全世界只有中国没有要求高中生必考说理文,甚至个别省市,还强调一定要写好记叙文。高中生能把记叙文写好就不错了,至于说理文则等到大学再去学吧。但学生到了大学,简直是牢里放出来的囚徒,好容易飞越疯人院,怎么会安心学习说理文的写作?
想想看,有一个高考的终端考核在验收,学生依然十五年都没有弄好记叙文,那么,学生怎么会在毫无压力的大学阶段把说理文写好呢?这不是完全在推卸责任吗?

回头看看西方国家,普遍重视说理教育。以美国为例,其公立学校的说理教育。从小学一年级就已经开始,并且一直持续到高中所有年级。

加州教学纲要规定:
小学一年级:“重述简单说理和叙述段落中的主要观点。”

二年级:“重述文本中的事实和细节,说清和组织要说的意见。”

三年级:“在说理文中区别主要观点和支持这些观点的细节。”

四年级:“区别说理文本中的‘原因’与‘结果’、‘事实’和‘看法’的区别。”

五年级:“分辨文本中的‘事实’、‘得到证明的推论’和‘看法’(尚有待证明的观点)”。
六年级的公共说理的重点在于区分“事实”和“看法”。
“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想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的正确性,必须经过证明。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地告诉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

七年级对学生“说理评估”能力的要求是:“评估作者在支持结论和立场时所用的论据是否适当、确切、相关,并注意有偏见和成见的例子。”
其中注意“偏见”和“成见”是新要求,也是从形式逻辑向社会公正内容过渡。

八年级要求的重点在“评估文本的统一性、连贯性、逻辑以及内部的一致性和结构”。八年级则着重对具体文本中的说理谬误进行评论。

高中对学生的“说理评估”能力要求比初中有所提高。

九到十年级,“说理评估”要求是在说理中必须有对方意识。
说理文写作除了形式逻辑,还要讲究结构逻辑,能够预先估计和避免读者可能会有的误解。此外,还要求学生正确理解对方的话,不望文生义,不曲解,不断章取义。
十一到十二年级。这个阶段的“说理评估”对象是“公共文件”。一切发表了的东西,只要议及公共话题,都是公共文本,也都必须接受公众的“说理评估”。

也就是说,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美国就开始说理教育,说理教育贯穿了美国的整个基础教育所有阶段,而且基本上都是必修课。

那么,美国何以如此重视中学生的说理能力的培养?

首先,人们需要理性,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

其次,逻辑和说理是公民的一项基本能力,说理的民主特性是理性公民素质的必然体现。

再次,说理不只是思考和明理,还要用理由来证明合理。不仅要照顾自己的观点,还要始终顾及对方的观点,用同理心来说服对方。

最后,在整个过程中,学生不仅学会分析自己,也学会公平和正义,甚至也学会了分享和理性并存。
美国之所以能有比较高的公民素质、国民独立思考能力和公民社会理性,重视说理教育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我们的教育,这些年说理教育严重不足,导致抒情教育也走向假大空。须知,感性、理性和智性合一,才能形成正常的人性。但我们像别里科夫一样,总害怕出什么乱子,不敢让学生畅所欲言,不敢让学生天马行空。想想看,我们有多少漏网的学生,在高考中因为表达了个性的看法,真实的思想,从而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我所担心的是,等到有一天我们能够说理了;但是,所有的人都不会说理了,我们都成了非理性的人,而且病入膏肓,无法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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