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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从唐玄宗身上看 为什么人掌权后会腐化  

2012-02-27 08:50:37|  分类: 实时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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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原理与马仔政治:唐玄宗重用俗吏的代价
【因厌倦不同意见而把几个无德无才、只会叫“大哥”的马仔提拔起来“看家”。这样做,虽然一时看起来简便,但却是一个腐蚀整个领导力的危险游戏。】
    做管理的人,都要小心“官僚主义”,无论是组织里的还是自己身上的(很多时候两者并不可分)。
    官僚主义的一个普遍现象,是组织学上一个经典悖论,西方人称为“彼得原理”(Peter Principle)。即每一个行政体制都是依照人们的日常业绩表现来实施奖惩、决定升迁的。但遵循这个逻辑,就一定会把在一个层次上表现最优者提升到这个人未必胜任,甚至性质根本不同且远远超出其知识、能力水平的一个更高层次的岗位上。依次类推,所有岗位上的表现最优者都会被提升到他们不可能做出最有表现,甚至不胜任的更高层次上,最终败坏整个组织的效率。
    在中国的帝国官僚制中,这一讽刺剧经常还要再增添一层黑色幽默:有领导人,明知一些下属能力低下、热衷钻营,却偏偏要将他们的“积极性”优先发挥出来,去监督、报告身边同事的情况;甚至明知这些人事到临头靠不住,却因为他们表面“听话”、“好使”,从来不发表(也无能力发表)挑战性的不同意见,偏偏叫他们去打理日常事务,结果一段时间后,把原本好端端的一个业务搞得积重难返、危机四伏。这种人(尤其是没什么真才实学,专靠为领导提供机密服务的那种)在公司里被称为“马仔”。
    “马仔政治”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唐皇李隆基和宰相李林甫的灾难拍档。俗吏出身的李林甫734年出任唐朝宰相,到安史之乱前752年死去,几乎独自一人主持了大唐帝国由盛世向衰败的转折,不仅如此,还留下了大堆的政策后遗症。后世士大夫提起他来咬牙切齿,有宋儒甚至质问为何不把他的遗体从坟墓里拽出来暴打:
六军刚要罪杨妃,空使君王血泪垂。
何事国忠诛死后,不将林甫更鞭尸?(李觏《马嵬驿》)
    但李林甫纵未被鞭尸,死后处境也够寒碜。继任者杨国忠(更是无德无才)很快就将其爵位剥夺,财产充公,家属流配,其实连墓也掘了。于是人们不免要问,李林甫那么坏到底是要图什么?难道一生工于计算的他,就不顾忌自己和家人的下场?既然到头来名利皆空,还要遭后世唾骂,他又何必当初? 
    其实李某并非全然无才。这位据说“无师自通”的“法家传人”,正是因为行政上和立法上有一套才被唐玄宗提拔上来的。他也绝非全然无德,至少没有里通外国或策划谋反的证据。但与其他未经儒家道德教育的俗吏一样,他有个致命缺陷,那就是基本素质太差,只会权术,不知大局,也不懂为社稷苍生而担忧。把这种官场混子带到战略决策圈里主持日常工作,的确是彼得原理的创造性应用,也非得是“皇权无忌”的结果。而这时的他,再精明也没有别的办法生存,只有靠变本加厉地胡混,甚至连混出个什么结局都来不及考虑。
    古人说“察于刀笔之迹者,即不知理乱之本”,意思是有些行政人员,虽然某些细小事务处理起来看似精致、严谨,但由于根本不懂“理乱之本”,他们制定的公文、法令一旦推行下去,反倒会动摇社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腐败案件涉及曾出任过领导秘书或办公厅主任的人,想必也是彼得原理加马仔政治的结果。
    对这一教训,有人看得很清楚。他们评论说,倘若出入朝廷决策圈的人,仍是像姚崇、宋璟一类主持开元盛世的老宰相,无论皇帝个人怎样不理朝政,怎样贪图享乐,国家大局应该不至于被折腾到崩溃的边缘。说不定,唐玄宗还真的可以与自己钟情的杨贵妃白头偕老呢:
当时不是不穷奢,民乐升平少叹嗟。
姚宋未亡妃子在,尘埃那得到中华?(张齐贤《华清宫》)
不须铃曲怨秋声,何必仙山海上行?
只要姚崇还作相,君王妃子共长生。(袁枚《再题马嵬驿》)
    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姚、宋等人,毕竟是在武则天时代经历过政局动荡、国运艰难的士大夫,有丰富的基层历练,论人品、论个性,也各有佳话传世。像这样的人,对国家大局应是有所预见、能够驾驭的。在他们辅佐下,大唐帝国能营造出开元盛世的局面也绝非偶然。
    中国历来有官、吏之分。对负有决策责任的当官的,通常要求很高,认为他们应是儒者,首先要通过相当的道德文化考核,而后方有资格承担这一份工作。而对只负有执行责任的做吏的,对他们的要求,只是听从调遣即可。虽然儒者并非完美人选,比如未经过基层管理摸爬滚打者往往是“理论脱离实际”的清议者,必须通过外派基层增添经验,但单凭基层业绩获得提拔的吏者,履历再丰富,却补不上历史眼界和道德责任这一课。
    对于主持决策程序的人来说,绝对不可因儒者清议,或他们时常按捺不住滔滔不绝提出的那些可行的和不可行的批评建议,而把他们推到一边,由一批看起来“会办事”却并不具备战略能力的吏者来取而代之。这两种人是不可相互替代的。
    更不可以因厌倦不同意见而把几个无德无才、只会叫“大哥”的马仔提拔起来“看家”。这样做,虽然一时看起来简便,但却是一个腐蚀整个领导力的危险游戏。
    唐玄宗,唐玄宗,的确玩得太玄。
    作为后人的你我之辈,不妨再想一想,仅一个马仔(当然首先是皇帝的过错)就足以把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差点颠覆了,靠几个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马仔来玩残、搞垮一家企业还不是手到事成?即使“彼得原理”绕不过去(平心而论,也不完全如此),“马仔政治”的自杀游戏却千万不可再玩了。
注1:玄宗晚年曾与给事中裴士淹论诸大臣,说李林甫“妒贤疾能,举无比者”。裴反问:“陛下诚知之,何任之久邪?”玄宗的反应,却是“默然不应”。见刘肃《大唐新语》。

   本文原载拙著《历史是个商学院》第八章“人的管理: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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